当代西方学界对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的批判，假如放在哲学诠释学意义上，便是本体论对方法论的颠覆，其意重在建立本体论的法律诠释学。

对不能按时交纳费用的，村有权收回占地或交司法部门处理。笔者甚至以为：规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样，是社会构造的必要要素，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是：规范作为社会构造的要素，贯穿于三者之中，因此，可以称为社会构造的软件要素。

于是我在想，为何我们的管理机构不按照工人们喜欢走近道的习惯权利在该草坪上设计一条小径，而非要将他（她）们动员、甚至驱赶到老远的大道上饶个圈去上班呢？国家立法与民间规范的关系，是否也有类同？ [23]参见谢晖著：《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以下。至于该规范中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否合理，某些义务的设置是否必要则另当别论，但该规范中在设定义务的同时必然意味着权利则是大体可以肯定的。[3]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在借助它们表达之前，人们在交往行为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示范——模仿型的行动文本的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口耳相传的语言文本的规范。在国内法学界，张文显亦大力实证此观点。

在日语中，甚至到19世纪中叶仍然是这种情况。习惯权利之所以是人们的日常消费品，乃在于载负它的民间规范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他指出：我要论证的经得起理性辩驳的人权概念不是一种理想概念，而是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一种能适用于一切文化和文明的低线道德标准并不否认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经历造就的。

如某次大赦天下令的颁发，往往纯粹是帝王们性之所来，心系天下的举措，是对天下被刑者恩赐的权利。此外，在该章程的其他章节，也分别规定了村民的诸多权利，这里不一一引述。三、习惯权利作为民间规范之必要内容 如前所述，作为习惯权利载体的民间规范，其内容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既有命令，也有选择。倘若习惯权利与人们的生活日用间发生了脱节，那么，其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事项。

或问：任何权利皆为规范，习惯权利也不例外，因此，论述习惯权利自身即意味着对其作为规范的肯认，何必多此一举，要透过民间规范关注习惯权利？ 诚然，所有权利皆为规范，但权利自身并不构成人们交往关系中的全部规范内容。以上例证都在证明：即使纯粹以义务为内容的民间规范，只要该规范设定了义务，就必然意味着在义务运行的另一面是隐含的权利。

下面笔者引述其中一些条文，并分别进行论述： 个体经商占地时，首先向村写出书面申请，由村审查报主管部门批准，办理好营业执照，并与村签订占地经商合同，由村落实占地数量和位置。这显然是继往法律意识形态对人们观念的一种遮蔽。[20]相关契书，已多有整理和研究，但目前研究者更多为史家，法学家也多站在史学、甚至人类学立场研究之，而站在法学立场研究之者甚少。[22]在山东某市的一大片草坪上，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

另一种则是以货币进行买卖。在此意义上，我更喜欢将习惯权利称之为人们的日常消费品。引申到权利和规则领域，则它不是寻求某种定于一尊的权利理念及其规范形式，而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利及其规范能形成对话立场。另一方面，当他因村委会批准而与其签订合同后，便不仅负有合同上的义务，同时还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并且他还可以以合同为据，抗拒来自村（委会）的不当干预。

功利的动物说明人作为规范动物的内容。一般说来，它发出请求的对象，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社会组织，相反，它往往是针对公民个人提出请求。

只要有你的、我的分界，则相关权利也就存在。最后，习惯权利的保障机制往往出自主体的自觉自愿，出自人们对相关规范的自觉依赖。

[16]论者们尽管可以批判该规则的封建迷信色彩和落后保守本质，但迄今为止，生活在济南的人们，即使是外来者，在相关的交往活动中仍然非常重视对这条几乎是戒律的遵从，除非探视者对此戒律毫不知情或者取得病人及其家属的同意。虽然在此之外，不乏操之于心中的秘密法、法外之法的大量存在，但日常法律及其权利基本体现为成文形式，却在古今中外的国家法中大体无异。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习惯权利从来所关乎的是人们的生活日用。（3）18周岁以上的村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四、结论：透过民间规范关注习惯权利 习惯权利的概念提出已久，但我们在何处寻找习惯权利？仅仅凭借人们对习惯权利的经验和感知吗？我看这似乎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前文的注释中，我已经指出：人在本质上讲是规范地存在的动物。

（4）享有本村兴办的各项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利益。如果站在两者关系的内部立场思考，则笔者认为： 作为一种权利的习惯权利，和法定权利相类似，它并不因人们经过一次或多次权利行为的行使而完成其使命，相反，它对一定社区内的居民而言具有反复适用性和长久规范性，因此，在本质上讲，它必须是相对而言具有普遍规范性的权利，而非个别调整的个别规范性的权利。

人们脱离明珠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但脱离五谷杂粮，生活可能就一天不能为继。第二 租地如约纳团租，许退不许夺 凡租种田地者，所纳之租名曰‘团租。

这对我们的深刻提醒是：每个民族理应正视自身文化传统（民间规范）中的有利于自身法制现代化的因素，即使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方文化正宗产物的自由、权利等现象，也未必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丝毫不存，问题仅仅在于它所存在的方式、范围以及我们如何解读和发现之。我承认，国家法律对社会的深刻改造价值，但这种改造，从来是和社会对法律的改造同时双向地发生的。

[17]该章程由南开大学于玉和教授搜集，并拟附录于其将要出版的《中国民间法简论》一书中。政治的动物说明了人作为规范动物的根据。例如在现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一带的部族制度及法规中，就规定了产品交换及比值惯例： 交换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羊或羊毛交换粮食的以物易物。尽管结论如此，但当人们深入到实践中的民间规范中时，往往遇到的却是更多的义务规范，甚至在有些民间规范中是义务的一统天下。

尽管这种一般的比较及其结论不无道理，但是作为人类长期生活过程中公共选择的必然结果，习惯权利绝非可有可无的，同样，承载习惯权利的民间规范也绝非人们可以轻忽的。[18]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熟知那条源自西土的法学格言：凡法律未规定者皆可推定为权利，但又很少人把这种情形解释为其实是法律义务背后的隐含权利。

因此，它依然是当地行之有效的一条重要的民间规范。这里不准备对如上界定做更多的评述，仅就笔者所理解的习惯权利问题稍加展开。

[15]张济民主编：《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但载定个别权利的规范（如合同）总是不能承当民间规范的使命。

而不是国家法律单向地指令的。[5]参见张永和著：《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以下。和法定权利相比较，习惯权利是主体在长期的行为过程中，通过相互的磨合、博弈而形成的。只是它的权利内容全然不同于个人主义的权利内容而已，但绝非在那里根本不见权利。

如果说这种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太简单，尚不足以说明民间规范对义务的设定一般意味着权利的隐含的话，那么，笔者手头的一份成文化的、在文字上大体只有义务规定的民间规范（《天津陈缺屯村村民自治章程》 ）反映的则是同样的情形。在这里，他已经区分了习惯权利和法定权利问题。

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二、民间规范作为习惯权利之载体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涉及到习惯权利和民间规范的一定关联。

所谓明示记载，就是指民间规范明确规定了习惯权利的内容。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以对话者的姿态进入国际学术领域，否则，我们只能以请问者的姿态和立场进入国际学术领域，从而只能聆听他人的教导和教诲（当然，这并非错误，但至少不是光荣）。